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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不妨再来辨析上述的那些旁证，究竟能起什么样的作用。
仍从印章说起，历代的书画作者、收藏者，他们所用的印章，并无规律可循，因而无从知道他们一生所用于书画的印章，是只限于某样某式、某种文字、某种篆法的哪几方，从而可以凭此为准的。北宋米芾曾说明过他以某几方的印章用于他所藏的某一等的书画上，但是，他又说还参用其他文字印的有百方。还有一类可以知道一种印文只有一方的，如历代皇帝的印章（但南宋高宗的绍兴小印，却不止一方）以及明项子京的“天籁阁”等印。此外，同印文，同一篆法，同一尺寸，同是白文或朱文而只有极为微细出入的印章，也是数见不鲜的。不但私人的名章，就连明黔宁王的印，同一印文的也不止一方。这种现象，从元到清，大都是如此。文微明的那方印文半边大半边小的“文印微明”印，大同小异的就不止方。“衡山”朱文印，出入细微的又何止一方

但是印章确实有真伪之分，而印文相同，朱、白文相同，仅在尺寸或笔画有差异，足以引起纠纷的那些印章当被证实是真的时候，所持的依据已不可能完全是上述的那些依据，而是在书画本身证实是真之后，印章也连带被承认的。相反的是书画对印章起了作用。
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真的时候，印章对书画本身并不起作用。
当书画本身被证实是某作家的作品，而作品上并无题款，仅有某作家的印章，这时印章对书画才起了作用，它帮助书面说明了作者是谁。

徐邦达
先生幼年即接触大量古今书画，14岁开始习画，从苏州老画师李醉石学习绘画，从赵时枫学习古书画鉴定知识。后入当时海上书法家、画家，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，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，年不及三十，即以擅鉴古书画于江南。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工作。在长期书画鉴定活动中，徐先生逐渐形成了高度重视书画本身的笔墨，题跋、历代书画著录、印章、纸绢、装潢形式等因素以及相关文献的考据与实证，实行鉴考结合，绝不允许“模糊度”，与启功先生提倡的“书画鉴定中要有模糊度”恰恰相悖，体现出徐先生追求鉴定科学性的学术取向。他的鉴定方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色：一是在鉴定中建立可供参考比较的

四是极为倾心梳理见于著录的
。下仅举徐先生通过笔墨鉴定书画的个案，以窥其鉴定之一斑。笔墨与毛笔的特点与性能有关，宋代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载：“熙宁后始用无心散卓笔，其风一变。”而传世的晋王珣的《伯远帖》，其字笔画吸墨不多，转侧也不灵活，转折时往往提笔再下，分明用的是无心笔，此帖必赝本或临本无疑。再看唐代孙过庭的《书谱序》、僧人怀素的《苦笋帖》、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等大都使用一种坚硬而吸墨不多的有芯笔，若用无芯软笔定当无此效果。而传为王羲之的《大道帖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，其笔画润丰圆熟，含墨极多，用晋代的有芯笔是写不出来的，所以定为宋代米芾的临写本。徐先生著述宏富，已逾500万字，近期由故宫博物院出版

身为满清后裔的
先生，早年习画，并师从史学大家陈垣，精通文献考证，尤其在对古文献的爬梳与索隐探微方面，其精深的学术功底与考证能力难有出其右者，堪称学林之绝响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书法大家，并兼通金石学、红学、诗词学、文字学、音韵学等学科，这无疑成为他从事书画鉴定的优势所在，也使得他的鉴定方法与其他诸人大相径庭，面貌。收在《启功丛稿》一书中的名篇《董其昌书画代笔考》，详细地考证了文献记录中有关为董其昌代笔的书画家。一篇文章，他竟能运用文献多达十几种，几易其稿，终考证出董的代笔画家知其姓名者有赵左、赵迥、沈士充、释珂雪、吴振、吴易、杨继鹏、叶有年等人，其中吴易、杨继鹏二人还代作书法。上述诸人只有杨继鹏的书画较为接近董的面貌，其余都有一定差距。类似之作尚有《戾家考》《孙过庭书谱考》等，这都体现了他旁收广绍深参妙悟的学术特色。

出身于文物店的书画鉴定
先生，1983年参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。他治学严谨，考证精微，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头而，这正好可以弥补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，对于整体把握中国书画史和鉴藏传世书画颇具意义。在长期的实践中，勤奋好学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书画断代、辨伪中的相关细节，如他对明代吴应卯大量伪冒祝允明作品、王宠的弟子金用伪造其师作品、八大山人和张大千赝品的研究等。这种极为精细的研究，对于甄别当今以高超手段作伪的书画现实意义。